宁夏文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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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松花江畔到黄河岸边

2021年07月05日  来源:华兴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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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口述人简介:赵之班,女,回族,1935年7月出生,1949年毕业于北京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”,1950年参加回族干部培训班后分到宁夏金积县妇联。从事过机关干事、编辑记者、大学讲师、财务总监、法律顾问等职业。1985年离休。

赵之班:1935年7月2日,我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,祖籍山东蓬莱登州府赵家庄,清代玄祖父带着4个儿子闯关东,落居东北。玄祖父的儿子中,有两个做中草药生意,后来开了“百草堂”药铺,两个边种地边做私塾先生,算得上是“耕读世家”。当年满清子弟跑马圈地,把家里的地、房子圈占了,把家人也赶了出来,玄祖父一气之下病故了,曾祖父就带着家人跑到沈阳附近的山下生活。到我爷爷这一辈时,继续做私塾先生,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。我父亲叫赵穆欣,从小聪明伶俐,受到爷爷的严格教育。曾到外婆家放牛,把书本装在口袋里,挂在牛角上,边放牛边读书。后来考入辽宁高级师范学校,毕业后在沈阳国立学校当过老师。我父亲是旧时代的文人,崇尚唐宋时代的诗人、思想家,为我们取名字都取历史上名人名字中的一个字。我叫赵之班,取班超名字中的班字,我哥哥叫赵之洵,取苏洵名字中的洵字,弟弟叫赵之易,取易安居士李清照的易字,妹妹赵之谢,取诗人谢灵运中的谢字。父亲把他对历代文化名人的崇尚体现在了为子女取名字上。

我父亲爱好文学,喜欢古代诗词,著有《北地胭脂》《张作霖传》《松浦新潮》《唐诗宋词优秀作品汇集》四部书。1931年东北沦陷,成了伪满洲国。1945年我10岁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,只知道是满洲国人,直到日本投降时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我父亲当年任哈尔滨报社总编辑,很崇尚苏轼、李白、杜甫等诗词大家,养成了豪放正义的性格特点。因在报纸上编发有反满抗日倾向的文章,被日本人抓到铁西煤矿做苦力,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判了8年。我记得8岁时,日本宪兵到家里搜查,两个宪兵用刺刀对着我和哥哥,一个宪兵用手枪对着母亲的头,把家里翻了个一塌糊涂。我们既害怕又难受,父亲被抓走了,全家人抱头痛哭。日本投降后,父亲得以释放,在沈阳成立了辽海报社,地址在沈阳中华大道8号,取辽宁和海城之意,因为辽宁是故乡,海城是外婆家。父亲并不善于经营和管理报社,维持了一年就破产了,机器也卖了。

母亲是一名知识女性,当时女人参加工作的机会少,就在小学当了一辈子老师。因为都是回族,就在亲友的介绍下嫁给了曾娶过两房妻子的父亲。母亲认为自己是黄花闺女,嫁给了父亲是做填房,心里不痛快,加上两人的性格、爱好、思想、情感不一样,两人经常吵架、摔砸东西。我小时候是在父母亲的争吵中成长的。父亲喜欢我,母亲很宠爱我哥哥,我8岁时,家里把弟弟给了姨家,4岁的妹妹就让我管,我小时候也只能勉强上了一年学。

我五六岁时,爷爷和父亲给我教会了很多诗词。我至今还记着爷爷卧病在床时说,中国的诗词晋盛时期是唐宋两个朝代,你别的不会,一定要学会几首诗词,好的诗词会给人以正义感,给人以纯洁的感情。李清照一个豪门女子能写出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,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的诗句,一个弱女子在失去丈夫后仍存在正义感和国家情怀,仍有一腔正义感,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榜样。爷爷病危时对我说,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你要记住,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多么豪气冲天,陆游临死时写给儿子的诗,仍是不忘关心国家大事。爷爷说,人是历史的过客,在历史的长河里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,但人得有精神,得有感情,懂得感恩,懂得人的感情是很重要的生活动力。我一直记得爷爷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和古典诗词。我从小感到家里有崇尚读书、朗诵诗词的习惯,朗诵诗词似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曲调,从小感染熏陶着我。我虽只在小学上了1年,幼儿园、小学都未毕业,啥证书都没有,后来却教了一辈子书,还在大学教了5年,这是家庭文化传统的传承和熏陶,也与自己后来的努力学习有关。

  赵之班:1948年6月,我们一家迁到北京。父亲的一个学生在国军空军基地当官,把我们私下送上运输机。到北京投靠亲戚,父亲被介绍到成达师范教书。马玉槐任成达师范教务长,薛文波任校长,学校在德胜门外的摄政王府。我们一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,不久学校整顿,清理教师,父亲因故离开了学校。母亲当时也没有工作,没有了收入,连窝窝头都吃不上,生活没有了着落。我和哥哥只好在北京街头当报童,卖起了报纸,靠卖报纸挣来的钱补贴家用。每天5点起床,在报社门口领上报纸后到街上叫卖,看见别人穿的漂亮,认为是有钱人,就追上去求人家买报。有一次我追上一位穿着漂亮的太太,恳求她买份报纸,结果人家一口痰吐到我脸上,我难受极了,下决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得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想起爷爷曾说的话,人虽是过客,但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,就边卖报边学习,不认识的字问父母。

  1949年3月,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,我与哥哥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招生的消息,就报考了这个学校。这个学校是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,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接管,做剿匪、建政工作。中央决定成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、华北大学、南下工作团、财经学院等学校都设在北京。我母亲还为我们押了一道数学题,父亲押了一道谈志愿和理想方面的作文题,还写成文章让我们背。考试时果然有这两道题,我和哥哥以及报名的人都考上了。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,新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,中央就采取这种办法,一下培养了18万人,仅我们学校就4万人。

  3月29日,入学报到,学习了3个月,凡录取的人都要讲清家庭背景,以防坏人混进去。学习的课程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、中国革命基本问题、当前形势政策、党的建设以及党史等内容。艾思奇为大家讲哲学和社会发展史。8月8日进行毕业典礼,在广场上举行了列队检阅。我编在30班,路过主席台时,朱总司令的卫兵把我们前面的两个同学叫到主席台前,朱总司令拍着我们的肩膀说:“好样的,好好干”。8月10日,对学员进行了分配,我与哥哥等98名回族学员分配到了西北,只有天津一个叫穆英真的女学员留在原地。

  1949年8月10日,由1826人组成的西北干部大队,从首都北京出发,奔赴大西北。我们坐火车经天津、沧州、德州、石家庄,转入山西榆次后,又乘窄轨火车到灵石后步行,途经介休、平遥、霍县、解县到风陵渡改乘船过黄河,抵达潼关后再乘火车到西安。到灵石时,没法坐火车了,只好步行。每天走30公里,跨过太行山沿着黄河走了25天,脚掌上打满了血泡。一位解放军连长指导大家行军,将针头在火柴上烧红,把学员脚上的泡戳破,撒一把盐消毒吸水分,人疼得大喊大叫,七八天后,脚掌磨成硬皮,走路不疼了。为鼓舞士气,行军路上成立了临时文工团,我参加了,其他学员休息,我们还得编排节目。9月5日,终于到达西安,在潼关桥上传来了兰州解放的消息,我们跳着秧歌进入了西安城。

  到西安后,中央西北局对我们这批西进的干部很重视,尤其对回族分队的98名回族干部更加重视。安排我们到西安市大中学校和回族集中的街巷宣传政策和情况调查,参加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活动的准备工作。同来的西北干部大队的学员,一个月后先后分配到陕西、宁夏、青海等地工作,我们98名回族学员等待着分配。后来西北局的领导决定西北干部大队回民分队的学员暂缓分配,由西北局城工部牵头举办一期回民干部培训班。重点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、西北民族地区的情况、回族历史、民族关系、党在新解放区的任务方针政策、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等内容。培训班在西安东南城区建国路金秀巷一座废弃的厂房里。我们18名女学员住两间小房,男学员分住在3间通铺大房。回族干部培训班1949年10月25日开班,12月30日毕业。时间虽然短,学员们收获颇大。

  培训班结束后,学员们分赴陕、甘、宁、青等地工作,将班里年龄较小的16名学员暂缓分配,留在西安参加西安党校二部举办的培训班。我与哥哥都在这个班里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学习。男学员编在青干班里,女学员编在妇干班,学习联共党史,苏联革命的历史和经验,学习赵一曼、赵尚志等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事迹。培训班结束后,我哥哥等人分到了西北民族学院,我分到了宁夏。

  1950年6月,我被分到金积县,另外还有冯丽生等7名女学员也分配到了宁夏。记得当时潘自力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开会,3辆卡车中间1辆坐着潘和他的家属,我们几人搭乘一辆车开到三关口时,突然一阵枪响,我吓得往车轱辘下钻,一个解放军战士抓住我说,傻瓜,土匪专打车轱辘。说着,把我拉到一个大石头后面。

  赵之班:我在金积县干着催收公粮、征兵、剿匪、收枪等工作,干了两年。金积县的干部当时由三部分构成,一是十九兵团转业的营以下干部,二是从陕北过来的干部,三是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青年。金积县就我一个女干部,工作起来很不容易,情况又很复杂。金积县党委部门在关帝庙办公,只有县委书记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。关帝庙里有很多平房,有时干部都下乡去了,就我一个人,关老爷握着大刀,旁边是八大金刚,风吹来的小石头打得大门当当响,吓的人一夜睡不着觉。剿匪时不敢在老百姓家住,因为不知道底细。一次我们几个人下乡,晚上住在寺庙里,就让我一个女的睡在一口棺材里,当时真的很苦。

  我在金积县汉渠桥搞土改。当时从北京来了几位大干部,一位是水利部的部长李辅仁的弟弟李辅都,是德国留学回来的;一位工程师叫王瑞生,也是留学生,让我带着他们。宁夏人说话,他们一句都听不懂。白天干工作,经常晚上开会。民兵握着枪,站在桥头,护送我往乡政府走,走一段路,民兵喊一声“小赵”,我答应一声,一直把我送到乡政府,那个民兵才回去。划分阶级成分时,还给一个乡的地主、富农划了成分。一次下乡碰见一位老人牵一匹马,马上骑着一个胖子,像是有钱人家的少爷,我用枪逼着胖子下马,让老人骑上马,让胖子拉着马。

  我8年没回过一次家,家里也不给我来信,电话更没打过一次。有一次,一个通讯员把我叫到区委书记那里,桌子上摆着四盘菜,我进去后,屋子里的人鼓起了掌。一个人说,你先坐下听我说,今天请大家来我要跟小赵订婚了,为我们做个证。我听了既吃惊又生气,我才15岁,区长都35岁了,与我订什么婚呢。我一气之下把桌子上的菜打落在地,跳起来跑了。跑到渠坝边伤心地哭着。

  我那时很苦恼,想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正好遇见新华社一位记者郭普民,他是西安人,大我10岁。我们接触后,他说你这么年轻,记忆力又好,脑子好使,还懂诗词,不上大学太可惜了。他就鼓励我看书学习,努力向上。每次带给我几本新书,因为他是新华社西北分社驻宁夏记者站的记者,有条件找来各种书籍,还有高尔基的作品。每次让我看后,写出读书感想,我不会写,他就教我怎么写,后来他还给我办了《中国青年报》《群众日报》《宁夏日报》的通讯员证。先逼着我每月写几篇新闻稿,写出的稿子错别字多,他就买来新华字典说,不会的字翻字典,再写错了要罚你。哪个字写错了,他用红笔画出来,让我再写10遍。两年间,他对我帮助很大,我的进步也很大,他像哥哥一样要求我,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  他也喜欢诗词,常与我聊诗词。他的心眼好,脾气也好,长得也帅。1951年6月他受新华社总社调遣,赴抗美援朝前线做战地记者。他走时留给我20多本书,告别时拿着自己的一张照片说,你要是喜欢我的话,3年后咱们在北京十七孔桥上见,到那时我要看你写的日记,你也看我的。看我们互相进步学习,字写的好不好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练钢笔字、铅笔字、粉笔字,看书学习写日记,提高进步很快。因为常给报社写稿,被抽调到省妇联工作,后来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。我能走上这条路,与郭普民的引领启蒙是分不开的,他是我走知识女性这条路的动力。

  1951年8月25日,郭普民穿上军装,坐着大卡车,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的新义州,趴在汽车引擎盖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,没想到朝鲜战争如此艰苦,如此危险。如果我回不去,希望你忘掉我这个人,但是不能忘记我对你的期望。我要你考文科大学,学新闻、文学都可以,走一条知识女性的路子,因为你有这个天赋。当天晚上,新义州下着雨,美国的飞机到处轰炸。郭普民他们的车停在青山一个水洼旁,因为下雨路滑,致使车侧翻,郭普民和一位18岁的警卫员当场牺牲。刚到朝鲜的第一天他就这么走了,70多年过去了,这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每当苦闷难受时,想起他那么有才华,年轻轻的就牺牲在朝鲜,我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呢。后来,我患上了癌症,觉得没什么希望了,就把写的许多文章,还有以郭普民为原型写的一部小说《染血的白菊花》全烧了。

  我后来写了多篇散文,多半都是怀念郭普民的。他是我尊敬的兄长,是我最好的朋友,别人代替不了。我这一生,把感情都给了他。我曾到陕西民政厅找烈士纪念簿,寻找他的名字,又到他的老家找了两次,没有结果。后来我在网上给他立了墓碑,写了许多文字,许多人读了很受感动,新闻网上还出现过他的一幅大照片,还有新华社给他立的墓碑。1958年在朝鲜会仓郡金矿上建了烈士纪念堂,第一个名字是毛岸英,郭普民的名字在第四排,虽然过去了70多年,但保护得很好。

(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 拜学英 李青峰 整理)


责任编辑:柳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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